周三清晨,《清州日报》贴满阅报栏。
全市哗然。
“女性衣着暴露,可能形成对犯罪的‘隐性邀请’……”
“这还是人话吗?”
“是人话。只不过是某些‘教授’的人话。”
第七天,李书记的车拐进擒龙村。
村委会会议室,他把那份红手印材料推到我面前:
“王家要你赔八千。说若市里不处理,就去省里告。”
他顿了顿:“省里某些领导,和刘教授……关系不错。”
我抬眼:“您信他那套?”
李书记望向窗外金黄稻浪,背影沉静:
“我女儿今年也十六岁,也爱穿裙子。如果有一天,她被人欺负,有人跳出来说‘她穿裙子有错’——”
他转过身,目光如刀:
“我会让他知道,什么叫‘父亲有错’。”
他坐下:“案子已结,正当防卫,不予立案。但舆论,需人正本清源。”
“你敢不敢,去一趟省城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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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政法学院礼堂,座无虚席。
刘文涛西装笔挺,正引用“清州河边案”:
“……被害人的行为模式,有时客观上为犯罪提供温床。这不是责备,而是提醒安全意识……”
“刘教授。”
清亮女声从后排响起。
全场回头。
我起身,穿最朴素的白衬衫、蓝布裙——清州一中校服。
“我是曹鹤宁。”
“曹同学有何问题?”他推眼镜,语气从容。
“您说的‘安全意识’,具体指什么?”
“比如,深夜不去偏僻处,衣着不过于暴露……”
“所以,”我打断,“女性要安全,就得放弃夜晚自由、穿衣自由——是吗?”
他皱眉:“我不是这个意思……”
“那您是什么意思?”我步步上前,“是不是只要女性守规矩,就永不受害?若受害,必因她违规?”
礼堂死寂。
我拿出一沓报纸复印件:
“三年前,您说女工加班被抢,怪她‘为何这么晚下班’;两年前,您说□□受害者‘不该和陌生男人喝酒’;现在,您说我‘不该穿裙子去河边’。”
我把纸放在讲台:
“按您的逻辑,女性要活着,是不是得裹黑袍、锁门窗、不见天日?”
他脸涨红:“你曲解我意!我是从预防角度……”
“可您预防的不是犯罪,”我直视他,“您是在给犯罪找借口。您在告诉世界:她活该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