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爸爸——!”
风声将呼喊卷向远方。他的脚步蓦然一顿,缓缓地、缓缓地回过头来,看了我一眼。那一眼里,仿佛有千言万语翻涌,却终究只化作一个沉重的、令人心安的点头。
然后,他决然转身,大步走向未知的远方,走向枪林弹雨,也走向这个家庭唯一的、充满荆棘的未来。
——
日子在煎熬与期盼中一天天捱过。
白天,妈妈在茅屋前支起小摊,卖些针头线脑;夜晚,我和哥哥冬生挤在竹篱笆隔出的狭小铺位里,听着煤油灯下,妈妈与小姨纳鞋底那“沙沙”的声响入睡。那声音,像是生活本身无休无止的叹息,又像是她们用骨子里最后那点柔韧的劲儿,为这个风雨飘摇的家,一针一线编织着温暖的网。
有时半夜醒来,我会摸着眉心发烫的那点红,望着黑洞洞的屋顶出神。爸爸在战场上,也会梦见我吗?他梦见我的时候,我眉心这点红,是烫的还是凉的?
我不知道。
只知道那团火,还在胸口烧着。
——
转机,发生在一个露水清冷的清晨。
一辆沾满红泥的军用吉普车,“嘎吱”一声急刹在我们屋前,排气管还突突地冒着白烟。车门推开,一个高大疲惫的身影跳了下来——
是十二姑父,周卫华。
他刚从南疆前线轮休回来。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65式军装,领口磨出了毛边,袖口带着不起眼的补丁。脸上胡子拉碴,颧骨处一道新鲜的擦伤刚刚结痂,眼窝深陷,可那双眼睛却亮得灼人。脚上的解放鞋甚至裂了口,用麻绳勉强捆住。
他来不及拍打满身尘土,便快步走到我妈面前,从贴身衣兜里,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个用油纸裹了三层、又用红布紧紧包住的小包,双手递上:
“弟妹,十三让我……一定亲手交到你手上。”
他的声音沙哑干涩,像是许久未曾饮水,又像是刚从震耳欲聋的炮火中挣脱出来。
他顿了顿,喉结滚动,又压低声音补了一句,每个字都重若千钧:
“他在猫耳洞里,断断续续写了七封信。最后,只让我带回这一句话——‘告诉秋波,爸没给曹家丢脸。’”
妈妈接过那枚冰凉而坚硬的金属,双手抖得如同秋风中的落叶。
下一瞬,大颗大颗的泪水夺眶而出,狠狠砸在那枚三等功军功章上,溅开一朵朵苦涩,却又浸透着无比骄傲的水花。
周卫华没再多言,只是默默从行军背包里,取出一包压缩饼干、两块水果糖,塞给哥哥和我。他蹲下身,看着我这身女孩装扮,目光在我眉心的红痣上停留片刻,眼神复杂,最终却只是轻轻揉了揉我的头发:“好孩子,替你爸,守好这个家。”
他站起身要走,却又回头看了我一眼。那一眼里,有话想说,却终究没说出口。我当时不懂,后来才明白——他在战场上见过太多生死,有些话,说出来怕成真,咽下去,才算是祝福。
爷爷一直站在一旁,此刻,他久久凝视着那枚勋章,忽然挺直了早已佝偻的腰背,向周卫华敬了一个标准的、老军人式的军礼。周卫华立刻“啪”地立正,利落回礼。
两个军人,一切尽在不言中。
他在家中只停留了不到半天。中午匆匆吃了碗我妈煮的肉沫面,下午便执意启程归队。临行前,他摸了摸弟弟秋生稚嫩的小脸,又弯下腰,对我低声说:“等你爸回来,日子就好了。清州体育场旁,周家的大门,永远为你们敞着。”
吉普车扬起一片红泥,绝尘而去。留在地上的,除了车辙,还有一颗被重新点燃的、名为希望的火种。
——
一九八八年,在部队和城关区民政部门的关怀下,那座见证了我们无数艰辛的茅草屋,被彻底推倒。
原地,一座崭新的砖混结构新房拔地而起。通了自来水,装了明亮的电灯,家里甚至添置了一台14英寸的“北京”牌黑白电视机。
邻居们看我们的眼神,渐渐从最初的同情与鄙夷,变成了掺杂着羡慕的敬畏。我们再也不用跑过街,去那位远亲家,小心翼翼地蹭看《圣斗士星矢》了。
后来爸爸探亲回家,又领着家人,亲手将铺面后方的猪圈、厕所和煤池区域,扩建成了实用的一楼一底小平房。我们这个家,终于在威清卫车站旁这片曾被泪水与屈辱浸透的土地上,重新扎下了根。而且这一次,扎得更深,更稳。
那几年,我偶尔会在夜里惊醒,眉心发烫。妈妈说那是长身体,爷爷却总是在我惊醒后,默默点上一炷香,对着南方出神。
我知道他在想什么。
爸爸还在战场上。信来得越来越少,有时三个月才一封。每一封都很短,最后总是同一句话:“都还好,勿念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