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巴西的生意做得正红火,如果因为军事行动影响了贸易,亏的是他自己的钱。
这笔账,得好好算算。
范·德·梅尔喝了三杯酒,终于拿定了主意。
他叫来随从,吩咐道:“准备纸笔,我要给阿姆斯特丹写信。”
随从应声而去。
范·德·梅尔坐在书案前,提起笔,想了想,开始写。
他先写了马扎然的提议,又写了自己的顾虑,最后建议荷兰议会不要急着答应法兰西的条件,先派人去丹吉尔摸摸大明的底,看看大明到底是什么态度,再做决定。
信写完之后,他封好口,交给随从,吩咐道:“连夜送出去,越快越好。”
随从接过信,匆匆出了门。
范·德·梅尔靠在椅背上,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窗外的巴黎,灯火阑珊。
。。。。。。
八月初七,黄永申走后的第五天。
丹吉尔港的早晨,雾气还没散尽,码头上已经热闹起来了。
渔船出海,商船卸货,搬运工们光着膀子扛着麻袋来来往往,吆喝声此起彼伏。
瞭望哨上的士兵正啃着鱼干,百无聊赖地往海面上扫了一眼,忽然愣住了。
远处海面上,出现了几艘船的影子。
不是商船,商船没这么大,也没这么快。
那几艘船越来越近,船身宽大,船艏高耸,桅杆上挂着层层叠叠的帆,在海风中鼓得满满的。
盖伦船。
西班牙人常用的那种,但船身上涂的纹饰不太一样,不是西班牙的徽章,也不是葡萄牙的。